近年来出现的“新-新贸易理论(new-newtradetheory)”则突破了该假设的局限性,将企业在规模或生产率等方面的异质性(heterogeneous)纳入了国际贸易理论框架中,这就为在微观领域里进一步深入研究国际贸易理论奠定了基础。以下是中美经贸实证研究，仅供参考
一、引言
进入21世纪以来,国际贸易领域的主要研究方向从宏观和中观层面逐步向微观层面纵深发展。从国际贸易理论发展的主要脉络上看,古典贸易理论、新古典贸易理论和新贸易理论都存在一个共同的假设前提:各产业内的企业是同质的(homogeneous);但近年来出现的“新-新贸易理论(new-newtradetheory)”则突破了该假设的局限性,将企业在规模或生产率等方面的异质性(heterogeneous)纳入了国际贸易理论框架中,这就为在微观领域里进一步深入研究国际贸易理论奠定了基础。目前,新-新贸易理论正成为国际贸易理论的最新研究前沿之一。
近几年来,一些新-新贸易理论文献都较好地阐释了新产品种类(productvariety)在国际贸易中所产生的重要作用,并发现新出口产品种类的出现是促进行业生产率提高的一个重要原因(Melitz,2003;Bernard等,2006),也是获得国际贸易利益的一个重要来源(Bernard等,2007;Feenstra,2009)。2009年,中国的出口额已跃居世界第一位,进口额也迅速上升到世界第二位,这标志着中国的对外贸易进入了一个崭新的时期。现实已说明了比较优势在中国外贸出口中的关键性作用,但如何在保持出口额持续上升的基础上进一步提升我国出口比较优势和出口竞争力,并增加从出口中获得的贸易利益呢?这已成为当前亟待研究的课题之一。
二、文献综述
早在20世纪90年代初期,“内生增长模型”(Romer,1990;GrossmanandHelpman,1991)就已经关注了新产品种类的创造,以及它们对生产率和经济增长的影响,并认为一个国家进行贸易开放将增加可获得的进口产品种类,还可能提高出口产品种类,并且这两种结果都有助于经济增长。而真正能够从微观贸易数据的角度来精确测量产品种类变化对国际贸易所产生的影响,则是从Feenstra(1994)开始的。Feenstra首先提出了一种采用微观贸易数据来测度产品种类变化的方法,并探讨了在美国进口产品中新产品种类对需求收入弹性的影响。在以Melitz(2003)为代表的新-新贸易理论出现之后,国外不少文献都开始采用新-新贸易理论模型来研究产品种类变化在国际贸易中所产生的重要影响。如Melitz和Ottaviano(2005)保留了Melitz(2003)中的垄断竞争假设,但放松了CES假定,并以Ottaviano,Tabuchi和Thisse(2003)提出的一个连续变量线性需求系统为研究基础,发现一国能否通过国际贸易使该国福利提高主要取决于以下因素:1.是否有较多的产品种类;2.是否有较高的平均生产率;3.是否有较低的价格加成(markup)。Bernard,Redding和Schott(2007)将异质性企业引入到比较优势模型中,并发现在考虑了企业的异质性后,企业出口的扩张不但能够提升比较优势,带来生产率的提高,还能成为一国贸易福利增长的新来源。Feenstra(2009)在垄断竞争模型中研究了对贸易利益的测度问题,并在产业层面上对Melitz(2003)模型进行了研究,其结论是:贸易利益的三个重要来源分别是新产品种类、高生产率企业的自我选择机制以及进口竞争导致的企业加成下降。在实证研究方面,Khhoe和Ruhl(2003)发现,与原有的产品种类相比,新产品种类能解释更多的因贸易自由化所带来的贸易增长。Funke和Rduhwedel(2001,2005)所做的一系列实证研究表明,出口产品种类增加对各国的经济增长都有显着的正面影响。Broda和Weinstein(2006)采用Feenstra(1994)提出的方法计算了美国的进口数据,发现截止到2001年,来自于新出口国的、美国新产品种类进口所产生的贸易利益占了美国GDP的2.6%,其贸易增益效应很显着。Amiti和Freund(2008)对中国的实证研究发现,1992~2005年间中国的出口增长主要源于原有产品种类的贸易量扩张,新产品种类的贡献较小。Yang(2008)将Bernard,Redding和Schott模型进行了扩展,并将劳动划分为熟练和非熟练两大类,在此基础上研究了出口种类与根据资源禀赋情况建立起来的比较优势之间的关系,其结论支持了其“半H-O预测(semi-Heckscher-Ohlinprediction)”,即一国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往往会出口较多的产品种类。目前,国内与新-新贸易理论相关的文献并不多见,并且已有文献主要集中在企业异质性与生产率关系等方面的研究;而从产品种类变化的微观数据视角来进行相关研究的国内文献就更为少见,如李未无(2010)基于中国对日本出口产品种类变动的视角,对2002~2008年中国对日本出口增长进行分解,发现自2004年底中国提出转变外贸增长方式以来,中国对日本出口增长源自旧产品种类的贡献在不断减少,而来自新产品种类的贡献在加速增长。本文试图在上述文献研究的基础上,结合具有典型互补性特征的“中美双边贸易”,针对两国出口产品种类变化对出口比较优势提升的影响进行比较研究,这对促进中国出口竞争优势的提升,以及从“贸易大国”向“贸易强国”的转变显然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
三、模型的构建及说明
为研究出口产品种类变化与比较优势之间的关系,并考虑到相关数据的可得性,我们选取了具有典型“互补性”贸易特征的中美制造业双边贸易数据进行实证研究。我们设立如下计量模型:ititititRCA=+EV+X+其中,与为待估参数,X代表各控制变量,为随机误差项,i代表各行业,t代表年份。各变量的含义如表1所示,并在计量模型中对各变量均采用了对数形式。基于以上模型,我们首先需要处理产品种类和各行业的对应关系问题。
(1)对产品种类的测度:在UNComtrade数据库中,我们能够得到1997~2008年中美两国相互进出口的全部6位数级HS1996微观贸易数据,我们将每个6位数级HS商品代码视为一个产品种类。
(2)对产业的划分:首先,根据我国国家统计局公布的国民经济行业分类(GB/T4754-2002)中的两位数行业代码,将制造业划分为26个行业。然后,依照中国国家统计局公布的中国国民经济行业分类(GB/T4754—2002)与4位数级ISIC3.0之间的对应表、联合国统计司所公布的6位数级HS1996商品代码与4位数级ISIC3.0之间的对应表、美国国家统计局公布的北美产业分类体系(NAICS2002)与4位数ISIC对应表,整理出这26个制造业行业与6位数级HS1996商品代码、6位数级NAICS代码之间的对应关系。这样,我们就可以在这26个制造业行业层面对出口产品种类以及其他的行业特征进行研究了。这26个制造业行业分别为:食品、饮料加工制造业,烟草制品业,纺织、服装鞋帽制造业,皮革、毛皮、羽毛(绒)及其制品业,木材加工及木、竹、藤、棕、草制品业,家具制造业,造纸及纸制品业,印刷业和记录媒介的复制,文教体育用品制造业,石油加工、炼焦及核燃料加工业,化学原料及化学制品制造业,医药制造业,化学纤维制造业,橡胶制品业,塑料制品业,金属矿物制品业,黑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有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金属制品业,通用设备制造业,专用设备制造业,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电气机械及器材制造业,通信设备、计算机及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仪器仪表及文化、办公用机械制造业,工艺品及其他制造业。鉴于中国统计数据中缺乏部分相关年份的“工艺品及其他制造业”的相关数据,我们剔除此行业,主要对余下的25个制造业行业进行分析。接下来,我们对表1中各变量说明如下。
(1)显示性比较优势指数(RCA):“显示性比较优势指数”是由巴拉萨(Balassa)于1965年提出的。我们选取该指数来表示对各行业比较优势的测度,其特点是可以从商品进出口贸易的结果中来间接地测定比较优势,从而在经验分析中可以摆脱苛刻的各种理论假设的制约,因而较适合于现实的国际贸易分析。其计算公式为://iTiiwwXXRCAXX式中iRCA表示中(美)国i产业在美(中)国市场上的显示性比较优势指数;iX代表中(美)国i产业在美(中)国市场上的出口额;TX代表中(美)国对美(中)国的所有制造业行业产品的总出口额;iwX代表美(中)国对i产业的世界进口总额;wX代表美(中)国对所有制造业行业产品的世界进口总额。如果一国某产业的RCA大于1,表示这一产业在国际上有明显的比较优势,具有一定的国际竞争力;并且RCA越大其比较优势越强。
(2)出口产品种类的比重(EV):根据我们整理出来的6位数HS商品代码与各制造业产业之间的对应关系,我们能够计算出在1997年—2008年中国(美国)各制造业产业对美国(中国)出口的全部制造业商品种类的数量ijn。考虑到一些制造业产业本身会比其他产业出口更多的商品种类,我们借鉴Yang(2008)的处理方法,采用中国(美国)各制造业对世界出口的全部产品种类数(iwn)对其进行调整,即计算出/ijijiwEV=nn,其中i代表各制造业产业,i=1,2,……,25,j为美国或中国,w为世界。
(3)熟练劳动密集度:对美国各制造业产业的熟练劳动密集度的测度,我们采用的是历年美国各制造业非生产性工人数量与制造业工人总人数之比。而在计算中国各制造业产业的熟练劳动密集度时,由于在中国所公布的统计数据中没有明确区分各行业生产性工人数量和非生产性工人数量,因此我们在相关年份的《中国科技统计年鉴》中找到这25个制造业行业的“科技活动人员占从业人员比重”,以该统计数据来近似代替中国各制造业的熟练劳动密集度。
(4)劳动生产率(EP):采用中美两国各制造业产业的产出增加值与各行业从业人员年平均人数之比来表示。
(5)资本劳动比(RKL):中国的资本数据我们采用《中国统计年鉴》中的“固定资产净值年平均余额”,劳动为各行业“从业人员年平均人数”;美国的相关数据均来自美国国家统计局发布的“制造业年度调查”,并利用先前整理出来的6位数级NAICS代码与各行业的对照关系来计算。
(6)出口规模(Size):为保持数据来源的一致性,我们采用UNComtrade公布的中美两国相互进出口数据,并根据之前整理出的各制造业产业与6位数级HS代码的对应关系计算出中(美)国各制造业产业对美(中)国的出口额,我们以各国出口额来表示其出口规模。
以上各原始数据均来源于UNComtrade、美国国家统计局发布的“制造业年度调查”、《中国统计年鉴》、《中国工业经济统计年鉴》及《中国科技统计年鉴》等,并对历年相关中国数据的货币单位均采用当年人民币兑美元汇率的年平均价换算为美元。
四、实证分析
我们分别采用两组面板数据对中美双边进出口情况进行实证检验。其中,“中国对美国出口面板数据集”是分析中国制造业产品对美国出口的情况,“美国对中国出口面板数据集”则分析美国对中国的出口情况。两组面板数据的截面成员数量均为25,时间跨度均为1997~2008年。为了排除面板数据的伪回归问题,我们首先对这两组面板数据进行平稳性检验,检验结果见表2。从表2中可见,部分不平稳序列经过一阶差分后都在5%显着性水平下变平稳了。我们再对这两组面板数据集分别进行协整检验,采用的方法是常用的Kao检验法,结果表明这两组面板数据集都通过了1%显着性水平下的协整检验(见表3)。对于面板数据模型的设定形式,我们采用广泛使用的协方差分析法①,检验结果见表4。由于这两组面板数据集分别计算出的F1值都大于1%显着性水性下的临界值(F(144,150)=1.47),F2值均小于1%显着性水性下的临界值(F(120,150)=1.49),因此选择变截距模型的形式。此外,应用面板数据还面临着固定效应模型或随机效应模型的选择问题,由于我们只对中美两国制造业样本数据自身的效应进行分析,宜采用固定效应模型。在以上一系列检验的基础上,我们对这两组面板数据分别进行了回归。为了减少截面成员的异方差,在E Views回归中选择了截面加权(Cross-section Weights)的方法,以尽可能提高估计的可靠程度。从表5可见,在各面板数据集的回归结果中,调整后的R2和F值均较高,说明模型拟合的程度较好。与我们的预期相一致,解释变量EV的估计系数均为正且显着,这说明不论是在中国对美国的出口贸易中,还是在美国对中国的出口贸易中,出口产品种类的增长(或者是新产品种类的创造)都有助于提高其出口产品的比较优势和国际竞争力。各控制变量的系数符号也符合我们的预期。在“中国对美国出口面板数据集”的回归结果中,出口规模的估计系数符号为正,这表明出口规模的扩大有利于我国对美出口产品比较优势的提升;而劳动生产率、熟练劳动密集度以及资本劳动比的系数符号均为负,这表明,在目前我国仍以低附加值、劳动密集型产品为主的对美出口结构下,较低的劳动生产率、产业熟练劳动密集度以及资本劳动比更有利于我国保持对美出口产品的国际竞争力。在“美国对中国出口面板数据集”的回归结果中,各控制变量的估计系数均为正,这表明:不仅出口规模的扩大有利于美国对华出口产品比较优势的提升,而且产业劳动生产率、熟练劳动密集度以及资本劳动比的提高也有利于美国出口产品比较优势提升。因此,本文认为,努力转变我国对美出口产品结构,不断提升高附加值产品的自主制造能力,打造适应国际市场需求的高端出口价值链,是我国出口产品的比较优势得以真正提升的一个重要前提。接下来,我们又考虑到中美两国产生“互补性”贸易的一个重要原因是技术水平的差距,因此,为了进一步分析在不同技术水平产业内中国对美出口商品的种类变化与比较优势之间的关系,并考虑到一个行业中可能既包含高技术含量的产品又包含低技术含量产品的现实情况,我们借鉴盛斌和牛蕊(2009)的成果,将这25个制造行业划分为“中高技术产业”和“中低技术产业”两大类②,其中中高技术产业有9个,中低技术行业有16个,并在这两大类行业中分别考察中国对美出口产品种类和比较优势的关系。实证结果见表6。从表6可见,在中高技术产业中,中国对美出口产品种类的增长对中国出口产品的显示性比较优势指数具有正面的显着影响(在两组回归结果中,t统计量分别为16.662和3.780);但在中低技术行业中,这种影响并不显着(在两组回归结果中,t统计量分别为1.132和0.201)。因此,在中国对美出口贸易中,我们不应仅停留在低成本、低技术含量产品种类的出口上,而是应该加大在技术含量较高的产业中的研发和创新力度,增加在这类产业中的出口产品新种类,来不断增加我国在出口贸易中获得的利益。
五、结论与建议
首先,本文通过两组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比较研究了在中美双边贸易中出口产品种类变化对比较优势的影响。其基本结论是:不论是在中国对美国的出口贸易中,还是在美国对中国的出口贸易中,出口产品种类的增加对比较优势的提升都具有显着的促进作用;同时,两国出口规模的扩大也都有利于本国出口产品比较优势的提升。但由于中美两国的出口结构存在着较大的差异,劳动生产率、熟练劳动密集度以及资本劳动比等变量对两国出口比较优势的影响则是不同的。然后,又进一步分析了在不同技术水平的产业内中国对美出口商品种类变化对比较优势的影响。结果发现,在中高技术产业中,中国对美出口产品种类的增长对中国出口产品的显示性比较优势指数具有正面的显着影响;但在中低技术行业中,这种影响并不显着。因此,本文认为,在竞争日益激烈的国际贸易市场中,新产品(尤其是高端产品)种类的不断创新和出现正在成为提升出口国际竞争力的关键性因素,也是获得更广泛贸易利益的重要来源之一。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出口国,中国不能仅满足于在原有的劳动密集型产品种类以及低技术密集型产品种类上的出口规模扩张,应发掘消费者的差异性需求,鼓励各出口企业和研究机构进行新产品种类的研发与创新;培育出更多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知名品牌和较强出口国际竞争力的优势企业,并引导这些企业通过扩大出口产品种类来拓宽企业的出口广度,避免过度依靠低价优势来获得出口竞争力。这样,我国才能逐步改善“量大利薄”的出口模式,才能获得更高额的贸易利益,才更有利于“中国制造”的长期、健康和有序出口,从而实现从“贸易大国”向“贸易强国”的转变。
阅读本文的人还阅读了：毕业论文答辩的一般程序及常见问题 师范大学毕业论文格式要求